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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广袤大地上，长城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主要沿东北平原南缘及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向天山南北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的绿洲沿线延伸，自东向西连接了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阴山、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和天山等山脉。早在公元4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在《事业》一书中就记载了长城：“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这里的“赛里斯”是Seres的音译，“赛里斯国”意为盛产丝绸的国家，指中国；“圆城廓”指长城。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

　　在2000多年的营造史中，长城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秦、汉、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明等历史时期。我国境内各历史时期长城分布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共15个省（区、市）的404个县（市、区），文物本体包括长城墙体、壕堑/界壕、单体建筑、关堡、相关设施等各类遗存，总计43000余处（座/段），是世界现存顶级规模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长城保护和长城文化发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对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古老长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长城的修筑，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在其边界处修筑连续性防御墙体的传统。《管子》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左传》记载，楚国有“方城”。《汉书》记载，西汉南阳郡叶县，原为楚叶公之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战国时期，伴随兼并战争加剧，各国普遍修筑长城。秦、赵、燕都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春秋战国长城见证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我国北方农耕地区的地理政治学及其变化情况。

　　秦汉时期，我国进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阶段，这一时期长城得到大规模修筑。秦朝拆毁内地长城，在北部边疆勾连秦、赵、燕长城并加以增筑，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充分借助山河之险，“堑山堙谷”，形成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汉长城东起辽东，连绵墙体蜿蜒盘旋，直至甘肃玉门关，玉门关以西以烽火台沿沙漠南北交通线路往西延伸。汉长城因此形成由墙体、列城、亭障、烽燧构成的防御体系。秦汉长城工艺以土墙、石墙为主，汉长城在河西走廊、西域等地以芦苇、红柳、梭梭木加沙的构筑方式较常见，烽火台除黄土夯筑外，还有土坯或土块垒砌做法。秦汉长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的重要产物，见证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我国北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第一轮大规模碰撞、交流与融合，自此产生了一整套国家军事防御制度和与之相应的工程技术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北齐等政权均不同程度修筑、改建或增建长城。

　　隋唐时期，隋朝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唐朝持续修缮、沿用前代长城，并在局部地区增建长城。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朝在黄河河套以北修筑了西、中、东3座受降城和1800余座烽燧，与周边的军镇、戍堡形成了完善的边防体系。唐朝时长城主要沿天山南北的交通线路向西大规模伸展，形成散布在今新疆尔自治区全境交错纵横的烽火台、戍堡网络。长城也成为唐人咏叹边塞的重要意象，唐太宗在《饮马长城窟行》中写道：“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图为2024年10月2日拍摄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 中新社发 丁建光/摄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长城修筑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五代、宋、辽、西夏、金等均不同程度修筑、改建或增建过长城，或在局部地区新建了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但这一时期的主要建筑形式不是墙，而是壕。宋朝通过挖壕引水形成屏障。辽曾“筑长城于镇东海口”，位于今辽东半岛南端。金界壕（又称“金长城”）始筑于公元12世纪初，是金代建设的军事防御工程，主要分布区域为我国内蒙古高原东部，界壕内垒墙体，设有马面，扩大防御面积，并在战略要地设置关隘、城堡、烽燧，在重要区域形成多层壕、墙并列的严密防御体系，是同时代各政权中顶级规模、长度最长的，见证了我国东北地区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游牧与渔猎两种不同生业、不同部落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明长城在工程技术、整体规模等方面较之以往各历史时期有显著提升，展现了我国古代在军事防御体系建设方面的最高成就。明代对长城主要设施进行普遍包砖，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空心敌台，其内部可以驻兵、屯粮、储存武器，四面开箭窗，有助于掩蔽士兵，对外射击，相当于一座战斗堡垒。明长城见证了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我国北方农耕、游牧、渔猎、畜牧等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又一次大规模碰撞、交流与融合。

　　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景观。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是中华民族书写的无言史诗，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的修筑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与杰出的民族智慧。在长城修筑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努力将自然天险与防御工事相结合，体现出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理念，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长城与沿线地区广袤的山岭、草原、森林、戈壁、沙漠、农田、绿洲等融合，形成雄浑、壮丽的独特景观。比如，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长城蜿蜒山岭、伸入海中。北京怀柔的箭扣长城，修建于陡峭悬崖之上，如满弓扣箭，故而得名。长城的建造过程，体现了我国古代自成体系、持续不断的发展、日臻完善的砖石、夯土建筑营造技艺及建筑工程管理的完善体制，展现了军事防御体系的缜密设计与完备功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建筑奇迹的物质见证和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长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如此评价长城：“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长城的修筑加强了边疆地区的治理。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边疆治理。随着长城的修筑，建立起众多的军事设施、民众聚落、信仰场所，推动长城地带成为北部边疆的“中心”。秦朝“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西汉在长城地带推广军屯，“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隋长城修筑之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竞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长城构建起的军事防御体系，塑造了中国北部边疆有效的社会秩序，体现着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智慧。

　　长城的修筑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长城修筑后，逐步形成关市、榷场、马市等贸易场所，长城地带慢慢的变成为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共同家园。西汉长城修筑之后，汉匈逐渐转向经济贸易，“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东汉时期，北匈奴时常前来长城地带贸易，“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明朝时“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长城的修筑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对华夏文化的仰慕与认同，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西晋时期，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王”，认为是汉朝的继承者。统一北方的北魏，自称“中国”，并将民族起源追溯至黄帝，孝文帝还主动实行汉化改革。隋代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请求：“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晚明时，被明朝册封为忠顺夫人的三娘子感叹：“求再生当居中华。”入主中原甚至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也都形成了跨越长城的文化认同。长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中，在培育塑造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长城的修筑推动了中西文明持续交流、互鉴、交融。古老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方交流先河。丝绸之路沿线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起到了保护这一条漫长的国际交通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比如，汉代修筑的亭障，成为保障丝绸之路的连绵支点，“旷哉绝域，往往亭障”。世界各地众多商品进入到汉朝，“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向汉朝朝贡的各国使臣络绎不绝，在长城之下开展贸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通过丝绸之路，域外的农作物如葡萄、石榴、大蒜、香菜、胡萝卜等传入中国；波斯文、吐火罗文、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佛教、景教、摩尼教、教、天主教等也传入中国，对我国思想文化、风俗观念、建筑艺术等产生深远影响，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经由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等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长城的修筑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在2000多年的持续营造过程中，长城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顽强不屈、吃苦耐劳的精神特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基因血脉。1840年战争以后，面对外来侵略，长城实现了从“砖石长城”到“新的长城”、“精神长城”的升华。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军民在长城一带英勇抗击侵华日军，极大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抵御外敌、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唤起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昂扬斗志，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历经岁月锤炼，长城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价值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对于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长城见证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长城文化千年赓续，长城精神薪火相传。在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弘扬中，长城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历来格外的重视长城保护和长城文化发掘。新中国成立后，长城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1952年修复八达岭等长城点段并对公众开放起，陆续开始了对长城的保护维修和旅游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重要地段的长城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5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对长城保护的通知》，提出一系列保护的方法。长城成为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和对外交流合作的友谊桥梁。

　　2006年10月，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明白准确地提出建设长城保护员制度。甘肃省敦煌市转渠口镇吕家庄村村民张吉全应聘成为敦煌市文物保护中心文保员，后来他的妻子闻春瑜也成为一名文保员。图为2024年7月16日，张吉全和闻春瑜夫妇沿着汉长城巡护。 新华社记者 马宁/摄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给长城保护带来新的课题。1984年7月，《北京晚报》等单位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同志、同志亲笔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保护长城的理念传遍中华大地。这一时期，长城保护法制化建设慢慢地增加。2003年4月，国家文物局等联合印发《关于逐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5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印发《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2006年10月，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第一部专项行政法规，总体确立了长城保护的法律地位。2006年起开展长城资源调查。长城成为人类了解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金色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格外的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2019年8月，在嘉峪关考察时指出，“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慢慢的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2024年5月，在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指出，“希望我们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长城文物保护和长城文化传承弘扬指明了方向。

　　2024年11月18日，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延庆区长城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区文物局承办的“长城·聚首——纪念长城外交70周年”主题展开幕仪式在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举办，通过用尽心思挑选的663张珍贵历史文献照片及详尽史料，生动再现了八达岭长城作为国家级礼宾场所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图为“长城·聚首——纪念长城外交70周年”主题展活动现场。 延庆区委宣传部供图

　　进入新时代，以国家顶层设计为引领，长城文物保护、精神传承、价值利用进入新阶段。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2019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设计》，明白准确地提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护传承利用体系。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逐步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的通知》。一幅保护长城遗产、挖掘长城价值、传承长城精神的文明赓续画卷徐徐绘就。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全国现有长城保护员7000多名，山西、山东、宁夏等地出台省级长城保护条例，陕西实施省级长城保护总体设计，京津冀三地建立长城保护利用信息共享机制，山东构建县、乡、村三级保护网络并设置860个齐长城巡护公益性岗位。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1+2+15”规划体系（即1个总体设计，2个专项规划，15个分省份规划）落地实施，各地制定配套方案。同时，注重讲好长城故事，弘扬长城文化，长城精神和长城所承载的丰厚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挖掘阐释慢慢地增加，长城蕴含的精神价值整理挖掘、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水准不断提高。2021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

　　新征程上，保护好传承好长城这一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