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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关乎命运。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成功推进，重点是中国领导广大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0年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正是以遵义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从这里重新站起，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慢慢地形成，我们党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习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可以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道路需要引领者，这就是一个成熟的集体；道路需要理论指引，这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需要精神动力，这就是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

　　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我们走的道路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是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而是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同志无疑是这条道路的开创者和代表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便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在韶山建立农村党支部，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农动讲习所，写过《国民革命与农动》等文章，特别是《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影响甚巨。秋收起义攻取长沙计划失败后，他率领起义军挺进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自主探索。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复制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8至1930年间给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报告中，他阐述了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思想。而此时，党内多数人尤其是层仍坚持走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发展，在事实面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得不认可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1933年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由于各项工作日益脱离实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条革命道路的探索并非认可农村革命的重要性即可大功告成，而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做保证，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力量对比、形势变化和革命的长期性；需要一大批了解农村实际、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需要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策略。事实胜于雄辩，在同志的指挥下，红军曾赢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也是依据同志的作战原则取得胜利的。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巨大损失，恰恰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军事思想而行之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伟大转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就在于遵义会议前后的对比。遵义会议后，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重点是事实上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

　　这个领导集体的另一成员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对同志一直是支持和尊重的。他在遵义会议后劝博古让出党内负总责职位之时曾讲过，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很擅长农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转引自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对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周恩来同志发自内心地拥戴，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及之后，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遵义会议后形成的集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张闻天同志负总责。他从苏联学习归来，熟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中央核心成员。在长征途中，他和王稼祥同志是最早被同志说服的成员。1945年6月，同志在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曾特别强调了张闻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各位明白，假如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同志回顾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实际上开始了以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正是由于同志处在核心地位，一个日益成熟的集体逐步形成。到党的七大，集体逐步稳定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这个领导集体的突出特点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动员组织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领导的经验、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

　　正是在遵义会议后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中，同志精确指出，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和欧洲的革命之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事实上，自遵义会议后，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中，正是有了日益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党带领全党全军坚定不移地扎根农村，不以占领和坚守城市为主，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断开辟、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最后包围城市、占领城市，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遵义会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指南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联系。正是在学习“十月革命”城市暴动接连受挫，而农村根据地却在开辟和发展的背景下，党内产生了到底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争论。同志态度鲜明地阐述了农村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农村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原因及其意义。正是在农村革命道路的开辟过程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真实的情况相结合”（《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但是，由于农村革命的实践尚短，“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尚未达至极端，因而没有在全党产生强烈共鸣。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到中国的成立，时间还不长，党成立后又全身心投入实际革命工作中，因而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就此，同志曾回顾说：“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这就造成“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第220页、第221页）。

　　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此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和实践，而教条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的挫折令人警醒。这种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对比基础上的醒悟，一定会促进发展与深化。事实上正是如此，遵义会议虽然主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但伴随革命事业的进展，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不可能仅停留在军事问题上。红军到达陕北后，以瓦窑堡会议为标志，党的政治路线开始转变，更重要的是，面对教条主义带来的沉痛教训，怎么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集体深入思考的问题。张闻天同志在1936年10月便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张闻天文集》（二），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页）。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二卷，第533页）延安整风开始后，党员干部通过省思党的历史和个人历史，通过联系教条主义的巨大危害，联系同志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主张，体会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正是在此过程中，人们普遍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实际上，历史的意义往往不是在当时而是在日后才被慢慢地认识到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人们对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开始从思想深处、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到只有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战争年代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多数表现在中国革命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上，体现在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中国独有的战略与策略上。指导农村革命，需要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应用于分析农村的阶级构成，需要在农民与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得出在欧洲革命中无法得出的结论；需要在军事作战问题上有独到的创造创新，等等。而这一切既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诉求。实际上，当人们思考思想形成标志的时候，较普遍的共识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就是很好的证明。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能够坚定不移、最终成功。

　　独立自主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精神特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推进的法宝。同志讲过，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进一步言之，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成立的。一方面，共产国际在促进中国成长和进步方面作出了特定贡献；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挫折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志比较早地开始了独立自主的革命实践，比较早地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主力军地位的认识，对湖南农动的高度赞扬，尤其是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就是独立自主意识的明证。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选集》第一卷，第113页）。遵义会议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等同志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决心，使党的领导层越来越普遍地意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因而更自觉更主动地独立自主地思考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道路是在探索中前行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经受挫折和失败在某一种意义上说难以避免，关键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遵义会议上，同志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并阐明了正确的军事作战原则。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志的发言，均赞同同志的主张。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正视错误、揭露缺点，才使真理愈辩愈明，坚持真理的决心愈辩愈强。正如陈云同志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所说：“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像、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很成熟起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党坚持真理的自我革命精神。

　　中国所坚持的真理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所修正的错误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右倾错误，这里的重要前提是革命必胜的信念信心，这里的重要表现是自我革命过程中顾全大局、共克时艰的博大胸怀与境界。陈云同志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强调：“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他们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换言之，他们不但理想坚定，而且富有政治智慧，有大局观，能够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历史表明，遵义会议及其后的组织调整是成功的，既解决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正是这样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精神，激励着中国人克服前进道路上无数的艰难险阻，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习强调，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汲取启示，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凝聚推进强国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备极其重大意义。